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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晓2021年开始在线上玩剧本杀，她玩的个线上剧本杀叫做《金陵有座东君书院》。晓晓在线上玩这个剧本只花了不到20块钱。而根据美团上的价格，作为“城限”本的《金陵有座东君书院》在福州线下门店少需要88元，多需要198元。除了不受空间限制、不会因为疫情反复而影响经营之外，价格便宜也是线上剧本杀的显著优势。剧本杀复盘解析在若若工作的线上剧本杀群里，“新店”刚开业时每人玩一个本的价格只需5元至9.9元不等，后续价格根据剧本的复杂程度以及所需要的NPC数量有所上涨，但每人玩一个本也只需要15元至30元。不过，对于线上玩家而言，价格只是他们考量的诸多因素之一。在行业刚刚萌芽阶段，强大的社交功能和沉浸感体验令剧本杀从诸多线下娱乐方式中脱颖而出，在年轻人中风靡一时。但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两个曾经确立了线上和线下分野的属性正在被重新打量。剧本杀初的题材是“推理还原”，发展至今分化出了更多类型，包括情感、推理、阵营、机制等。其中，情感本的卖点为故事沉浸，玩家通过扮演一个角色，感受现实中不存在的刻骨铭心的亲情、友情或爱情；阵营、机制本则是在剧本规定的情境中，通过完成某些任务来赢得胜利。并非所有剧本都适合在线上玩。需要靠DM和NPC的演绎来调动情绪的剧本，以及需要玩家与玩家、玩家与DM之间高频交流互动，并且剧本中经常出现地图、卡牌等道具的阵营本和机制本就不适合在线上玩。面对价格低廉的线上剧本杀，线下剧本杀之所以没有被淘汰，正是因为线下能够给玩家带来更多沉浸体验和更多的社交可能性。多位玩家都向记者表达，店家的装潢、换装、房间中的背景音乐、与剧本相关的道具等实物，以及DM的演绎、“车友”的互动等更具象事物的配合，更能够带来置身其中的体验。莓莓就曾经在玩剧本杀《小吊梨汤》时包饺子、煮火锅，“沉浸式过年”。而另一位玩家发发认为，线下的时间和金钱成本也会让人更加专心。
“我身边的一群剧本杀和密室爱好者就特别喜欢一些重口味剧本，当然大家在玩的时候都知道是在‘演’，享受角色扮演的快感和隐藏身份的神秘感。”剧本杀行业的火热带来的是原创剧本需求的增长。一位比较有经验的剧本杀写手赵起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我本人都是熟人接单，一般线上收入在一千到两千，剧本杀复盘解析线下买断在五千到五万左右，必须是比较大的发行才能根据销量给更高的分成。”不少写传统影视剧本的职业编剧也开始跨界做剧本杀，让原创剧本的竞争更加激烈。“没有经验的选手容易遇到黑心的实体发行，表面上拒绝你的稿子，然后把核心结构和故事框架转给写手写，再挂名牌好赚钱。”赵起表示，版权维护是剧本买卖中存在的一大难题，“新手可以尝试急需稿件的小发行，但是容易有信誉风险，比较大的机构非常看市场反馈，如果写的一般，所有的付出都可能打了水漂，故事的版权还不能掌握在自己手里。”剧本杀的编剧们应得到更多的版权保护，让市场淘汰一批劣质的盗版剧本，可以增加作者原创的信心。“一些科技手段可以运用到科幻剧本杀的创作中，让玩家用VR设备来体验太空科幻风格。”赵起有这样的创作意向，但他认为需要较大的发行才能有足够的资金完成这种构想，受制于资金的支持，现阶段接到的剧本还是以情感本和推理本为主。
与前两家品牌不一样的是，蔚芽儿童剧本杀既有线下门店，店铺的创始团队又有成熟的儿童剧本创作经验，产销一体化。店长廖恪提到，蔚芽的初创团队有近十年的教育经验，开始做儿童英语教材，2018年左右团队观察到教培监管趋严的苗头后便决定将品牌转型为“儿童娱乐”，主打高质量的陪伴。到了2020年孵化出“玩剧本”子品牌，剧本杀复盘解析创作或者改编历史经典绘本、寓言故事。大概用了一年时间，团队生产了近20套剧本后觉得要有一个落地承载的店铺，于是2021年8月蔚芽儿童剧本杀门店就成立了。“门店不是偶然成立的，而是根据品牌的历史变迁做出来的，这就是我们品牌的第3.0版本。”如今蔚芽共有近100多套儿童剧本，既有改编也有原创，保持着每个月上新一两套的频率。儿童剧本的创作并不容易，受限于时长与受众，儿童剧本的字数要比成人剧本少得多，但创作者要考虑的因素更多。廖恪坦言，暴力、谋杀、情爱是不能出现的，还有像“偷窃”这样的情节也要处理成“不慎遗失”；另一个难点则是如何在娱乐的基础上巧妙融入教育内容、知识点，这也相当考验创作者的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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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曾写到，“打字机是一片没有标记的云彩”，“使人手丧失了本质地位，而人类却没有完全体会到这种剥离”。随着媒介的泛滥，我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到这种“剥离”，感受到线下课堂与线上教学，现场演唱会与直播演唱会之间的差异。智能手机的普及更让虚拟世界的通道变得“信手拈来”，数字的幽灵无时不在，这不仅使我们能“脱离”身体传递信息，并形成了一种主动或被动的“依赖”。我们被“不真实”的文字、影像所淹没，身体仿佛成为一个不知如何安置的“多余物”，与之相应的是，人被“简化”成信息。剧本杀复盘解析剧透测评真相答案凶手角色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当下的很多年轻人而言，剧本杀可能是他们说话多的时候，也可能是他们远离手机久的时候。从中我们不难看到年轻人对具身交流的渴望，渴望暂时“摆脱”作为传播中介的机器，而不愿一直做赛博空间的“幽灵”。在凯瑟琳·海勒看来，“身体还是幽灵”的选择背后是信息与物质性的关系变化。电子媒介不断突破物质载体的限制，延续数千年的“形态”被迅速取代，人们对物质世界的存续感到“担忧”。起初的焦虑来自打字机对手的剥离，但海德格尔也解释打字机并不是真正的机器，而是一个“过渡性”产品。更大的焦虑来自计算机对“在场”的剥离——人是否能被首先理解为“一套信息程序”？在此背景下，曾经人们试图“克服”的身体，似乎成为一个重要且不容退让的“界线”，作为某种“生命”的确证。回到剧本杀，“在场”对交流的意义已无需多言。值得追问的是，就像打字机是工具与机器之间的过渡产品，剧本杀是否也可能是一种“中间态”？如果元宇宙在技术上更加成熟，能够“虚拟”身体，让人真正地“忘我”，或者人与机器充分结合，成为“赛博格”，那么“身体在场”对我们又意味着什么？这些相关的问题，值得研究者继续追问和探究。
